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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公益诉讼的裁判效力

来源:《现代法治研究》2016年第2期 作者:柯阳友 日期:2017年11月23日

  【摘 要】民事公益诉讼的裁判效力是制度设计和司法实践运作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在裁判效力方面,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既有共通性又有一定的特殊性。应当从既判力扩张、禁止重复起诉、事实预决效力和执行力等四个方面构建民事公益诉讼裁判的效力体系。既判力的主观范围扩张至有权提起诉讼的其他机关和社会组织并具有向私益诉讼原告单向扩张的效力,客观范围不限于裁判主文中的判断事项而向判决理由部分扩张,时间范围适度扩张。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构成重复起诉的,适用“一事不再理”规则。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对私益诉讼具有预决效力。具有给付内容的生效裁判具有执行力。

  【关键词】民事公益诉讼;裁判效力;既判力扩张;禁止重复起诉;事实预决效力;执行力

  一、引言

  民事公益诉讼是一种新型的诉讼形态,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积极的救济方法。私益诉讼是与民事公益诉讼是一对相对的概念。传统的民事诉讼是私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民事公益诉讼是在私益诉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公益诉讼可以更好地弥补私益诉讼的不足,两者是一种互补而非对立的关系。

  我国三部民事诉讼法典专家修改建议稿关于民事公益诉讼的裁判效力有两种模式:一是明确规定民事公益诉讼的裁判效力;[i]二是在“公益诉讼程序”一章中没有规定公益诉讼的裁判效力,但在“第一审普通程序”一章中规定了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和主观范围。[ii]

  鉴于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一些争议,《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公益诉讼的裁判效力。《民诉法解释》第291条[iii]仅对禁止重复起诉效力作出规定,《消费公益诉讼解释》第15条[iv]作了类似的规定。《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第28条[v]规定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裁判生效后对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另行起诉在以下三种情形下法院应予受理:一是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二是裁定准许撤诉的;三是有证据证明存在前案审理时未发现的损害或发生新的事实的。

  《民诉法解释》未对公益诉讼生效裁判对后诉案件的效力作出规定,《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第30条[vi]和《消费公益诉讼解释》第16条[vii]对此作了规定,它们规定了两个方面的效力:一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或者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对私益诉讼的预决效力,即前诉确认的事实,后诉无须再举证的效力;二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或者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既判力向私益诉讼原告的单向扩张适用的效力。

  民事公益诉讼的裁判效力是制度设计和司法实践运作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在裁判效力方面,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既有共通性又有一定的特殊性。本文从既判力扩张、禁止重复起诉、事实预决效力和执行力等四个方面构建民事公益诉讼裁判的效力体系。

  二、生效裁判既判力的扩张

  (一)既判力的内涵和效果

  判决生效后即具有确定力,包括形式上的确定力和实质上的确定力。形式上的确定力是指当事人不得以上诉的方法,请求上级法院变更或撤销该判决的效力。实质上的确定力就是既判力,是指“生效民事判决所裁判的诉讼标的对双方当事人和法院所具有的强制性通用力”[viii]。换言之,既判力是指当事人之间原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已经法院判决解决并确定生效,当事人不得对此再提起诉讼或在以后的诉讼中主张与该判决相反的内容,法院也不得对当事人之间原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再进行判决或在以后的诉讼中作出与该判决相冲突的判决。[ix]

  既判力的效果包括消极效果和积极效果两个方面。既判力的消极效果是指当事人对既判的案件不得再为争执,它具有禁止重复起诉和“一事不再理”的效力,也就是说,在诉讼标的未作变更的情况下,前诉生效判决对于后诉的开启具有程序上的排斥力,禁止当事人再起诉,若再起诉,法院以其抵触既判力为由不予受理。既判力的积极效果是指法院在处理后诉时应受前诉生效判决的拘束,即后诉法院应以前诉生效判决为基础来处理后诉,不得作出与其相异的认定和矛盾判决,当事人也不得在后诉中提出与前诉生效判决相反的主张。[x]即使判决有错误,但在依再审程序改判之前,原生效判决对当事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判定仍然具有权威性。再审的提起应当严格地限制,以维护判决的权威性和既判力。[xi]

  既判力是一种禁止当事人对同一纠纷再度提出争议的强制性效力,因此必须对其所涵盖的范围进行限定。[xii]既判力的范围主要包括主观范围、客观范围和时间范围。生效裁判包括生效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

  (二)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

  既判力的主观范围,是指受生效判决既判力拘束的人的范围。既判力原则上只及于参加诉讼的双方当事人之间,强调前诉和后诉只有在“相同当事人”的前提下,前诉才具有既判力。由于前诉法院判决是以双方当事人在言词辩论中所主张的内容为基础解决权利义务纠纷,诉讼中的程序保障也仅仅赋予参加诉讼的双方当事人,因而只能拘束参加诉讼的双方当事人。案外人没有参加诉讼,也就没有机会在言词辩论中声明自己的主张,既判力就不能扩大到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这就是既判力的相对性原则。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在对诉讼标的权利关系具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与一方当事人之间不产生既判力,那么在当事人之间通过诉讼所作出解决的效果就无法确保,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在所有相关人之间作出划一性处理,必须将判决既判力一般地及于第三人”[xiii],这就产生了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至以下三种情形的民事主体:言词辩论终结后当事人的承继人;为当事人或其承继人利益占有诉讼标的物的人;诉讼担当情形中的被担当人。

  既判力的主观范围扩张包括绝对扩张和相对扩张两种,绝对扩张是指生效裁判既判力产生对世效力,扩张至所有案外人;相对扩张是指对于受到损害却未参加生效裁判所涉诉讼的具体当事人产生法律效力。[xiv]以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为例,《消费公益诉讼解释》第13条[xv]请求权类型规定了原告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的禁止之诉或者不作为之诉和请求确认不公平格式条款无效之诉,既判力的主观范围扩张也包括这两个层面:一方面,对于禁止之诉或者不作为之诉和确认不公平格式条款无效之诉,前案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获支持的,该公益诉讼裁判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应当绝对扩张,产生对世效力。也就是说,无论消费者是否与经营者订立消费合同,该判断都对其产生效力。另一方面,对于消费私益诉讼中主体相对性较强的诉讼类型,比如损害赔偿之诉,消费者主张经营者应当就其加害行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前案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原告的主张(比如经营者存在侵权行为)获支持的,该公益诉讼裁判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应当相对扩张,产生对人效力,即仅针对因经营者的行为遭受实际损害的具体消费者进行扩张。[xvi]

  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在既判力的主观范围扩张上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的既判力扩张至有权提起诉讼的其他机关和社会组织

  《民诉法解释》第291条[xvii]对于既判力扩张至有权提起诉讼的其他机关和社会组织作了规定。但是,民事公益诉讼的其他适格原告有途径参与前案的诉讼程序,并行使其诉讼权利,《民诉法解释》第287条[xviii]、《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第10条[xix]和《消费公益诉讼解释》第7条[xx]对参加诉讼制度作了具体的规定,为其他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行使诉权和程序参与权提供了保障。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是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而环境公共利益具有抽象性和公共性。为实现诉讼目的,让更多的主体参与到环境公共利益的维护上来,法律赋予多个主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诉权,从而使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呈现诉讼目的的公益性和起诉主体多元化的特点。由于存在多个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主体,使得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裁判的既判力主观范围与私益诉讼裁判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呈现不同的特点,有必要明确诉讼中或诉讼后有权起诉的其他机关和社会组织申请参加诉讼或针对同一行为另行起诉的程序规则。[xxi]因此,《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第28条规定,一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裁判生效后,就对有权提起诉讼的其他机关和社会组织产生遮断,除特殊情形外,其不得就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另行起诉,若再行提起诉讼的,法院则不予受理。产生遮断的前提是法院在受理前诉的环境民事公益案件后,已经按照该解释第10条的规定将案件受理情况予以公告,从而使有权提起诉讼的其他机关和社会组织得以知情并自主决定是否参加该诉讼,换言之,其程序权利必须获得的保障。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发起主体的复数性和管辖法院的复数性会导致针对同一经营者的同一经营行为,若干有公益诉讼发起资格的主体在相同或者不同的中级法院提起若干个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如果不对此进行限制,将产生以下弊端:其一,针对同一经营者的同一经营行为进行若干次起诉、审理,若干发起主体分别承担各自的调查取证、律师、诉讼等费用,受案法院也要支出司法人力、物力和时间,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不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其二,同一经营者因同一行为可能面临在不同法院的多个诉讼,需要付出大量的诉讼成本,还可能耽误正常的生产经营,有损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三,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往往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如果由法院在不同的案件中对同一经营者的同一经营行为分别进行审判,其裁判结果可能有所不同,甚至完全相悖,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将极大地损害司法权威。[xxii]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对于同一经营者的同一不当经营行为所引发的其他消费公益诉讼是否具有拘束力?《消费公益诉讼解释》第15条[xxiii]没有规定例外情形。如果允许其他具有发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资格的主体另行提起公益诉讼,这一新的诉讼仅在有新发现的损害时,才有实际意义。但是,我国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目前并没有规定原告的损害赔偿权,仅规定了不作为请求权和确认不公平格式条款无效的请求权。如果将来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请求权类型得以扩展,将损害赔偿请求权纳入其中,其他有资格的主体基于新发现的损害另行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法院应予受理[xxiv]。

  由于裁定的事项都是非实体争议的程序上的事项,因此,裁定通常不具有既判力。《民诉法解释》第291条不仅仅是关于公益诉讼判决既判力的规定,也包括法院就公益诉讼作出生效裁定的情形,概括地将裁定也纳入具有既判力的裁判范围是不妥当的。比较妥当的做法是仅就生效判决作出规定即可。否则,容易让人们误认为裁定具有既判力是通常情形。[xxv]笔者认为,民事公益诉讼中的不予受理裁定、驳回起诉裁定和准予撤诉裁定因基于起诉权保障等原因对关联公益诉讼[xxvi]不产生既判力,但是,管辖权异议裁定、非因准予撤诉而中止或者终结诉讼的裁定以及特殊情况下用于处理实体问题的生效裁定如关于保全和先予执行的裁定,可以约束其他适格原告针对同一侵权行为提起的关联公益诉讼。

  根据《民诉法解释》第289条[xxvii]和《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第25条[xxviii]的规定,民事公益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和解或者调解受到法院强化职权的制约,当事人处分主义被严格地限制,一是法院需要对当事人之间的协议进行不少于30日的公告,二是法院需要对当事人之间的协议是否违反社会公共利益进行审查,从而去除了侵权行为人通过当事人之间的调解或者和解而逃避责任的可能性。因此,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调解书也对关联的公益诉讼产生拘束力,即其他民事公益诉讼的适格主体就同一侵权行为另行提起诉讼的,法院不予受理。有学者认为,诉讼调解应当具有某种程度或者某些方面的既判力效力,但绝不至于具有与判决完全同等的效力,部分既判力说是一种相对合理的观点,即法院调解应具有终结诉讼程序的效力,但不能产生预决效力。[xxix]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具有合理性。

  2.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既判力向私益诉讼原告的单向扩张规则

  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具有扩张效力的正当性基础是当事人在前诉中的程序权利已经得到充分保障,由于私益诉讼的原告并未参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过程,其程序权利未获得应有的保障[xxx],因此,如果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就被告是否存在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被告承担责任的大小等作出的认定对私益诉讼原告不利,其不应受该裁判既判力的拘束;在因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引起的私益诉讼中,被告仍就上述事项承担举证责任。相反,如果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作出对私益诉讼原告有利的认定,应允许其在私益诉讼中主张适用,因为被告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已经充分行使了举证、辩论等诉讼权利,既判力的扩张具有正当性基础,且也有助于提高私益诉讼的效率。但被告还可以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此外,被告如主张适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中对其有利的认定,法院不应予以支持,其仍应负举证责任。《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第30条第2款[xxxi]依据程序保障原理对公益诉讼生效裁判规定了单向扩张适用的效力。

  经营者针对不特定众多消费者实施的某一不当经营行为往往会同时侵害到消费领域的公共利益和消费者的私人利益,即公益和私益存在交叉重叠。虽然加害主体和加害行为是相同的,但遭受损害的权益不同。针对经营者的同一不当经营行为提起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在案件事实认定、争议焦点分析判断以及法律适用方面有共通性。为了统一裁判尺度,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和提高诉讼效率,允许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向关联私益诉讼扩张。[xxxii]这种约束力的产生有利于减轻私益诉讼中消费者的证明责任和维权成本,也有利于放大消费公益诉讼的公益属性,使其真正发挥消费公益诉讼的规模经济效应[xxxiii],在维护更多消费者合法权益和促进群体性消费纠纷解决的同时,极大地降低法院审理消费纠纷案件的难度和司法成本。

  为了加强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各国多承认消费者援引公益诉讼裁判支持自己请求的做法,事实上承认了公益诉讼裁判效力的单向扩张。同时,对被告援引公益诉讼裁判反驳消费者损害赔偿请求,不予准许。[xxxiv]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对于关联私益诉讼的原告和被告均具有免予举证的预决效力。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不仅在事实认定上对私益诉讼有预决力,而且其就诉讼标的以及主要争议焦点的判决理由对私益诉讼也产生拘束力,这些争议焦点主要指对经营者是否存在不法行为的认定。就既判力的主体范围而言,为弥补私益诉讼中消费者在举证能力上的不足,同时考虑到私益诉讼中的原告并非公益诉讼中的当事人,并未参与公益诉讼,公益诉讼案件对于事实的认定和裁判,是经营者参与并经充分辩论的,所以受侵害消费者援引生效裁判支持其损害赔偿请求并不损害被告权益。相反,由于消费者并未参加前诉案件审理,未对被告主张及证据行使诉权,对受害人已经构成显著的不利益,故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中判决理由部分的既判力扩张是单向的,仅向消费者作为私益诉讼原告方面做有利扩张,而不及于作为经营者的被告。在案件主要的争议焦点问题上,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作出对消费者有利的认定,私益诉讼原告可以直接主张适用;而被告则不能主张直接适用,仍需就其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xxxv]

  (三)既判力客观范围的扩张与争点效

  民事诉讼著述多认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是指生效判决中哪些判断事项具有既判力;生效判决原则上仅对判决主文中所作的判断产生既判力,而将判决理由排除在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之外。在直观上,判决主文是对“诉讼请求”的判断;在实质上,判决主文是指判决中对“诉讼标的”之判断部分。既判力原则上以判决主文中的判断事项为限,主要是考虑到民事判决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当事人请求审判的纠纷事项,从诉讼规范的角度来讲,就是要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作出判断,而法院对原告诉讼请求的判断即表述在判决主文中。

  前诉判决理由中的判断没有既判力,当事人可以就该判断事项另行提起诉讼,所以就可能发生后诉法院判决的结果与前诉判决理由相矛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大陆法系学者提出了既判力客观范围扩张理论、争点效理论,美国学者提出了争点排除效力。既判力客观范围的扩张实质就是突破既判力客观范围仅限于诉讼标的之原则,这样虽然能够解决前诉判决与后诉判决的矛盾,使纠纷能够一次性解决,避免造成诉讼资源的浪费,但既判力扩张最大的问题是,实际上将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诉讼标的也强制性地加以扩张,超出了当事人双方意思范围,使当事人没有纳入诉讼标的加以裁判的事项也受到既判力的拘束,致使当事人不能对这些事项进行诉讼。[xxxvi]

  为了使争议一次性得到解决,防止前诉与后诉的矛盾,日本学者新堂幸司在既判力之外,提出一种效力。这种效力不同于既判力,既判力的范围仍然按照过去的原则只及于判决主文,而这种新的效力及于判决理由。判决理由中各争点的判断在后诉中不得加以争论,这种效力被称为“争点效”或“争点效力”。这样前诉判决对后诉的拘束力就包含了既判力和争点效两种。

  在前诉中,被双方当事人作为主要争点予以争执,而且,法院也对该争点进行了审理并做出判断,当同一争点作为主要的先决问题出现在其它后诉请求的审理中时,前诉法院有关该争点所做判断的通用力,既不允许后诉当事人提出违反该判断的主张及举证,也不允许后诉法院做出与之相矛盾的判断,争点判断的这种通用力,就是所谓的争点效。[xxxvii]从作用层面看,争点效类似于既判力。争点效是一种基于审理机动性考虑的理论,具有一次性解决纠纷的优点。争点效的理论基础是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xxxviii]

  《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第30条第2款借鉴了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既判力向判决理由中的判断扩张的理论,考虑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在案件事实认定以及法律适用方面具有很大程度的共通性,且私益诉讼原告举证能力不足,故突破了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原则上仅限于生效裁判主文中的判断事项的传统理论,将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向判决理由部分扩张。[xxxix]需要注意的是,并非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生效判决理由部分中所有的认定均可以在私益诉讼中援引,而是限于被告是否存在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污染者承担责任的大小等主要争议焦点,因为这些争议焦点往往是案件审理的重点所在,双方当事人都穷尽了攻击防御手段,程序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因此可以在后诉中产生拘束力。例如,沿河的三家工厂向河流排放污染物的行为既导致了河流遭受严重污染,又导致某养殖户网箱养殖的鱼类死亡,社会组织和养殖户可以分别提起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由于侵权人和侵害行为相同,公益诉讼生效判决关于三家工厂的排污行为与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三家工厂是否存在减轻或者免除责任的情形以及三家工厂各自应承担的责任比例的认定,对于私益诉讼的裁判结果无疑具有影响。如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生效判决就上述争点作出对私益诉讼原告有利的认定,其可在私益诉讼中主张适用。

  有学者提出在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运用争点效理论来解决判决援引问题,援引公益诉讼判决所认定的事实须具备以下条件:被援引的争点问题在公益诉讼中属于重要问题,该争点的认定与判决结论具有重要关联;公益诉讼中法院为当事人提供了公正的机会对该争点进行充分辩论;必须是当事人主张援引前一公益诉讼判决内容,法院不得依职权援引该判决。[xl]笔者认为,运用既判力客观范围扩张或者争点效理论,均可以合理地解释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判决理由对私益诉讼的拘束力问题,对于发挥公益诉讼效果、避免矛盾判决、减轻消费者举证负担、高效解决纠纷具有重要意义。

  需要注意的是,《消费公益诉讼解释》第16条第2款规定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向认定经营者存在不法行为的判决理由扩张,意味着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的裁判理由部分并非所有焦点问题的认定均可以在关联私益诉讼中援引,而是仅限于被告是否存在侵权行为这一主要争议焦点,且只能用作对消费者有利的援引。因为“经营者是否存在不法行为”这一争议焦点无论在消费公益诉讼中还是在关联私益诉讼中都是案件审理的重点所在,双方当事人都穷尽了攻击防御手段,程序权利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因此可以在后诉中产生拘束力。消费私益诉讼具有个案特殊性,比如经营者针对私益诉讼的原告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或者有减责、免责事由,或者经营者的侵权行为与私益诉讼原告所受损害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等,在消费公益诉讼中没有进行过举证、质证、防御和抗辩,所以,消费公益诉讼生效裁判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不可以扩张至这些争议焦点问题的认定,只限于“经营者是否存在不法行为”这个争议焦点。[xli]

  (四)既判力时间范围的扩张

  既判力的时间范围,又被称为既判力的标准时或基准时,是指确定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状态的准则的时间点。既判力基准时是从时间维度确定前诉与后诉之间既判力作用的范围。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通说认为既判力的基准时点,是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此后发生的权利义务变动的事实不受既判力的拘束。其理由在于法院裁判是以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以前的事实作为裁判的事实依据,以此确认有争议的权利义务关系。

  既判力基准时确立的意义在于,基准时后会产生失权效果。如果说既判力基准时之前已经存在的事实,当事人在后诉中不能加以主张,就意味着既判力具有使当事人无法在后诉中再提出基准时以前存在的事实主张的后果,即因既判力而被遮断,这种法律上的效力被称为既判力的“失权效”,由于既判力具有阻挡当事人在后诉中提出该事实的权利,又被称为“遮断效”或“阻断效”。既判力基准时阻断的是作为攻击防御方法的主张和事实,即不能在后诉中提出。而既判力客观范围所约束的是作为诉讼标的之诉讼请求主张,即当事人不得就已经发生既判力的诉讼标的提起后诉,后诉法院也不得对该诉讼标的作出相反或相矛盾的判断。[xlii]攻击防御方法是指当事人在言词辩论中的支持诉或防御诉的事实上的主张,包括事实和证据两个方面。[xliii]需要注意的是,基准时以后发生的事由,不受前述既判力失权效果的拘束。最典型的是医疗事故纠纷,在前诉判决赔偿后,病人又发生因医疗事故而引发的其它治疗费用,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请求赔偿,不受前诉既判力的约束。

  就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而言,原告在起诉时,对于环境污染给环境公共利益所造成的损害大多是基于直观的调查,往往限于相对较为明显的损害。对于虽然在起诉时已经发生,但具有隐蔽性、长期性、潜在性的损害往往难以发现,从而未能将该损害纳入到原告诉讼请求所依据的基本事实范围并提出相应的诉讼主张。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在前案判决生效后,有权提起诉讼的机关和社会组织发现了未纳入前案审理范围的损害,是否有权另行提起诉讼?对此,主要有以下五种观点:[xliv]

  第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前案判决生效后,其他机关和组织发现了新的证据证明存在前案未发现的损害,并据此提出新的诉讼请求的,构成不同的诉,应当予以受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代表的是环境公共利益,如果没有新的事实理由和诉讼请求,仅为原告主体的变更,不构成新诉,则不予受理。如果该新证据仅为证明原生效判决错误,则应通过申请再审解决。

  第二种观点认为,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提起后诉的其他机关和有关组织与曾经提起前诉的机关或组织虽然不是同一机关、组织,但实际上原告代表的诉讼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也应当按照民事诉讼不得重复诉讼和既判力的理论加以处理,除了提出新的诉讼请求外,不应当受理。

  第三种观点认为,新的诉讼请求有可能仅为数额的变化,即使有新的诉讼请求,受理在后提起的诉讼也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

  第四种观点认为,另行起诉的条件应限定为发现了超过前案审理范围的新的事实,如果并未超出前案审理的事实范围,则不应受理。理由是新的证据若想推翻已生效判决文书,只有在新事实存在的情况下才可以,无新事实则意味着新提出的公益诉讼请求与已确定生效的诉求具有重合性而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或既判力原则,进而受遮断效果的约束。

  第五种观点认为,另行起诉的条件应限定为有新证据证明发生新的污染损害或者严重的污染损害威胁,并据此提出新的诉讼请求。理由是环境污染具有很强的反复性,在裁判后出现了新的事实,应允许诉讼。

  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对于环境公共利益所造成的损害具有广域性、隐蔽性、长期性、反复性、累积性等特点,而原告囿于专业能力所限,往往在前诉中难以充分发现或者预见全部损害,如果固守传统的既判力理论,在前诉判决生效后一概禁止原告和其他机关、组织对于新发现的损害另行起诉,不仅不符合当前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需要,也与正当程序保障的要求和对传统的既判力时间范围理论进行适度修正与扩张的趋势相悖。[xlv]因此,《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第28条第2款[xlvi]基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特点,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生效判决的遮断效予以适度放宽,明确规定在发现了前案审理时未发现的损害时,适格原告另行提起的诉讼应予受理。

  需要注意的是依据新发生的损害或者侵权行为另行起诉是由于该事实系于既判力的基准时(庭审辩论终结)之后发生,不受既判力拘束。它与发现了前案审理期间未发现的损害并据此提出诉讼请求而另行起诉的理论基础不同。如果另行起诉所依据的损害事实在前案审理时已经发现并纳入审理范围,在判决生效后发现新的证据证明前案判决对于该损害的程度、范围的认定存在错误,则应通过再审程序予以纠正。

  在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经营者的不正当经营行为造成的损害也可能具有潜伏性,以致消费公益诉讼结束时某些损害后果还未显现,基于这些后发现的损害,适格原告是否可以另行提起公益诉讼?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基于当前法律规定欠缺、配套制度不完善以及操作难度大等考量,诉讼类型仅限于不作为之诉和确认无效之诉,没有赋予原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因此,即使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胜诉,法院生效裁判中只能作出禁止经营者继续实施不法经营行为、赔礼道歉和确认合同条款无效的判断,这些判断具有遮断效力。[xlvii]如果在言词辩论终结后有新发现的损害,有资格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主体仍然不能请求损害赔偿,只能提出不作为之诉和确认之诉,与前诉的诉讼类型相同,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请求权类型扩张至损害赔偿,允许原告基于新发现的损害另行提起消费公益诉讼,从而也实现了消费公益诉讼生效裁判既判力的时间范围扩张。

  三、禁止重复起诉

  (一)禁止重复起诉的基本问题

  两大法系国家的“一事不再理”原则都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诉讼系属中,阻止相同当事人再行提起后诉;二是在判决确定后,禁止相同当事人对相同诉讼标的之再次诉讼。由于法律传统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大陆法系的国家和地区通过诉讼系属效力和既判力的消极效果承担起“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功能,而英美法系国家则以既决事项规则和滥用程序规则来实践“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内容。作为一种规范效果的一事不再理实际是基于确定判决的既判力和禁止重复起诉两种基本规制作用的制度规范,这两种基本规制彼此之间有诸多联系,但既判力与禁止重复起诉的规制又有各自不同的重点和制度构成,属于不同的命题范畴。[xlviii]

  一般认为,《民事诉讼法》第124条第5项[xlix]的规定,是我国关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法律渊源。但是,《民事诉讼法》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规定不很清晰,1992年《民诉法适用意见》和其他司法解释对“一事不再理”原则及判断标准没有规定。我国三部民事诉讼法典专家修改建议稿[l]规定了禁止重复起诉。《民诉法解释》第247条规定了重复起诉的判断标准及其处理,第248条规定了重复起诉的例外情形。

  笔者认为,禁止重复起诉的基本含义,是指诉讼系属后,当事人不得对已经起诉的案件,就同一诉讼标的向法院再提起诉讼,若另行起诉,法院则裁定驳回。它是以前后诉讼的诉讼标的是否同一作为主要判断标准。重复起诉包括诉讼系属中的重复起诉和判决确定后的重复起诉两种情况。禁止重复起诉与既判力的消极效果以判决确定为界,前者旨在禁止当事人在起诉后,确定判决产生前的重复起诉行为,后者则禁止当事人在判决生效后重复起诉的行为。保护被告的程序利益、避免有违诉讼经济和防止发生矛盾判决,既是禁止重复起诉原则的法理根据和规范意旨,也是禁止重复起诉制度的功能和目的之所在。[li]重复起诉的界定和处理,应当兼顾和平衡起诉权保障、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即私权保护、纠纷解决和维持私法秩序的多元目的)与禁止重复起诉的规范意旨。起诉权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为原告,要求法院启动审判程序,就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判并给予司法保护的程序性人权。[lii]

  《民诉法解释》第247条第1款[liii]规定了民事诉讼中“一事不再理原则”及判断标准,重复起诉从主观即当事人的同一性和客观即诉讼标的的同一性两个方面来判断其构成。当事人的同一性在范围上既可以是当事人,也可以是诉讼担当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当事人的继受人,还可以是为当事人或者其继受人占有请求的标的物的人,以及特定对世效力的判决(比如形成判决)的既判力效力所及的一般第三人。诉讼对象的同一性从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两个方面把握。对于诉讼标的,我国目前基本采取了实体法诉讼标的理论,即诉讼标的是原告在诉讼上所提出的某种实体法上的权利主张所对应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诉讼请求则是建立在诉讼标的基础上的具体权利主张。“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主要是指后诉提起了与前诉相反的诉讼请求的情况。[liv]但有学者认为,“实质上否定”的内涵是指如果进行后诉,则有可能在裁判结果上后诉裁判结果与前诉裁判结果产生矛盾;除了诉讼标的相同之外,诉讼争点相同是后诉与前诉可能矛盾的原因,诉讼争点相同往往会构成后诉与前诉实质上相同。[lv]第248条[lvi]规定了“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例外情形“发生新的事实”。新的事实为生效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的事实,而不是原生效裁判未查明或涉及的事实,亦不是当事人在原审中未提出的事实。应当指出的是,原审结束前就已经存在的事实,当事人应当主张而未主张的事实,也不属于新的事实。[lvii]

  我国立法、司法解释对重复起诉行为主要采取三种处理方式:一是转换为管辖权问题进行处理。[lviii]二是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lix]。三是告知原告申请再审[lx]。如果当事人认为已生效的判决、裁定有错误,或者有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法的,只能通过再审程序解决,不得以同一事实和同一诉讼标的再次提起诉讼。但是,经法院裁定准许撤诉的,当事人可以再行起诉。原告申请撤诉,只是其对诉讼权利的处分,并不意味着放弃实体权利。从诉讼程序上讲,法院用裁定方式准许原告的撤诉申请,仅意味着同意原告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当事人还可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就同一诉讼标的再次提起诉讼。

  (二)民事公益诉讼中禁止重复起诉的适用

  《环境公益诉讼解释》和《消费公益诉讼解释》对诉讼中或者裁判生效后有权起诉的其他机关和社会组织申请参加公益诉讼或者针对同一行为另行起诉的程序规则分阶段作出了以下规定:

  一是起诉阶段多个适格原告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处理。因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存在多个有资格起诉的主体,实践中很可能出现对同一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不同法院起诉的情形。为节约司法资源,避免裁判矛盾,应由一个法院集中管辖,因此有必要规定多个适格原告提起公益诉讼时由同一法院合并管辖进行审理的规则。《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第6条第3款[lxi]采取由同一法院合并管辖的规则,消费公益诉讼司法解释虽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但依据诉讼法理和《民事诉讼法》第35条的规定,也适用该规则。

  二是受理后公告阶段的处理。《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第10条第2款[lxii]和《消费公益诉讼解释》第7条[lxiii]的规则明确了在受理公告期间其他适格主体可以申请参加公益诉讼并作为共同原告,并明确逾期申请参加诉讼的则不予准许。它意味着环境或者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受理公告产生强制性的诉讼合并的效力。

  三是裁判生效后的处理。根据《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第28条[lxiv]和《消费公益诉讼解释》第15条[lxv]的规定,环境或者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裁判生效后,除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特殊情形外,其他依法具有原告资格的机关或者社会组织就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或者同一侵权行为另行提起诉讼的,法院不予受理。

  四、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对私益诉讼的预决效力

  (一)预决效力的概念和立法、司法解释考察

  所谓已确认事实的预决效力,是指在前诉裁判中已确认的事实对涉及该事实的后诉法院、当事人的拘束力。这是关于在涉及已确认事实的后诉中,对于前诉中已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是否需要举证证明、法院能否直接认定、是否须做一致认定的问题。[lxvi]无论是已确认事实的预决效力,还是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在对后诉的影响上是一致的,两者的实施既可以避免矛盾裁判的产生,又可以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虽然存在一定的共性,但已确认事实的预决效力与生效裁判的既判力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和制度。对于已确认事实的预决效力,《民事诉讼法》第69条[lxvii]仅对公证事实作了规定。

  《民诉法适用意见》第75条规定,已为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预决的事实已为法院所查明,客观上无再次证明之必要;并且预决的事实已为法院裁判所认定,该裁判的法律约束力也包括对该事实认定上的不可更改性,因此预决的事实不需证明。[lxviii]《民事证据规定》第9条规定,已为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但对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司法解释的立场从绝对的预决效力转变成为了相对的预决效力。《民诉法解释》第93条与《民事证据规定》第9条最大的区别,在于对反证的标准作了区分,除自然规律及定理、定律属于绝对免证事项外,《民事证据规定》第9条对于免证的其余五种情形均规定“当事人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而《民诉法解释》第93条一是对于众所周知的事实、依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等三种情形规定“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因为这些属于一般性的事实,都是基于逻辑推理或者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论得出的,故适当降低了对方当事人的反证证明标准,该当事人在有证据足以反驳的,而不必要求必须是推翻该推定的事实,法院就不能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二是对于已为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以及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等三种情形规定“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因为这些在性质上属于有权机关依法确认的事实,具有很强的公信力,按照公文书证的规则,需要在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法院才能否定该事实免除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效力。[lxix]

  (二)民事公益诉讼中预决效力的适用

  《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第30条第1款[lxx]和《消费公益诉讼解释》第16条第1款[lxxi]确立了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对私益诉讼的预决效力。依此规定,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在关联私益诉讼中是免证事实,对于私益诉讼中的双方当事人而言,具有免予举证的效力,但同时允许私益诉讼当事人通过反证推翻该事实。赋予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的事实认定结果对于其后的私益诉讼原则上的免证效力有三个理由:一是同一侵权行为往往同时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和私益,且公共利益与私益相互交织,民事公益诉讼与关联私益诉讼在案件事实以及争议焦点的认定等方面具有很大程度的共通性,有利于防止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和提高私益诉讼的效率;二是民事公益诉讼裁判认定的事实是在充分保障程序正义的基础上得出的;三是法院的裁判文书本身在性质上属于公文书证,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允许反证推翻的原因在于,对事实的认定源于法官的自由心证,基于其常识和理性,对法官的约束和限制较小,不应赋予该事实对私益诉讼绝对化的效力。[lxxii]已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私益诉讼的原告、被告均可以主张适用,但考虑到私益诉讼的被告参加过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已经充分行使了举证辩论等权利,所以不应允许其在私益诉讼中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再作相反主张,换言之,这个权利仅赋予私益诉讼的原告。[lxxiii]但是,《消费公益诉讼解释》赋予原告、被告都享有异议和反证权,其理由如下:一是《民诉法解释》第93条和《民事证据规定》第9条已经明确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法院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但当事人都享有异议和反证权;二是法院生效裁判在相关后诉中是作为书证存在的,而其中所确认的免证事实也只是书证中记载的事实;三是消费者提起的关联私益诉讼对于经营者而言,是消费公益诉讼之外的新的诉讼,在新的诉讼中,经营者作为被告,应当享有对证据进行质疑和推翻的权利。[lxxiv]笔者认为,《消费公益诉讼解释》规定双方当事人都享有异议和反证权,更有利于保障正当程序权利和实体利益,因此更合理。

  民事公益诉讼的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还应当包括经法院公告的调解协议认定的事实。因为与一般民事调解书不同,依据司法解释的规定,民事公益诉讼调解书必须写明案件的基本事实和协议内容,并且需经公告及可能的异议程序,因此,该调解协议认定的事实符合正当程序原则,可以具有免证的效力。

  《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第30条第1款和《消费公益诉讼解释》第16条第1款所适用的对象是环境或者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经审理查明”部分以及“本院认为”部分中所确认的事实,具有在私益诉讼中免予证明的预决效力;第30条第2款[lxxv]、第16条第2款[lxxvi]所适用的对象则是指环境或者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判决主文部分以及“本院认为”部分中关于主要争点的认定,对于私益诉讼所具有的扩张效力,即既判力的扩张。

  已确认事实具有预决效力须具备以下条件:先诉案件的法院判决须是生效的;先诉案件判决所确定的事实与后诉案件存在相关性,即先诉案件判决所确定的事实构成后诉案件事实的一部或者全部;已确认事实的证明须遵循正当程序保障原则。[lxxvii]已确认事实具备预决效力应当遵循正当程序原则,是指针对该事实当事人已经开展了充分的攻击防御,其程序权利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保障,这也是预决效力制度能够获得认可或者说具有正当性的主要根据。据此,间接事实、辅助事实不应具备预决效力,因为与主要事实不同,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往往没有充分意识到其重要性并围绕该事实展开充分的攻击防御,如赋予该部分事实具有预决效力,无疑是对当事人程序保障的侵害,同时也导致诉讼中当事人对所有的案件事实都处处当心、分散用力,从而妨碍程序不能紧紧围绕中心问题或重点迅速而顺利地展开。[lxxviii]

  五、生效裁判执行力

  (一)生效裁判执行力的基本问题

  执行力是指为了实现裁判中所命令的给付内容而可以利用强制执行程序的裁判属性。执行力的客观范围与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一致,执行力的主观范围是指基于执行根据何种范围的人可以申请执行或者可以对何种范围的人进行执行,执行力的扩张与既判力的扩张往往被视为完全一致。[lxxix]通俗地理解,执行力是指裁判生效后,在义务人没有自动履行时,法院可以权利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强制义务人履行其义务的效力。执行力主要在于启动法院的强制执行,但裁判的执行力本身并不是强制执行的措施。法院强制执行必须有执行根据,生效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就是执行根据的主要表现形式。并不是所有已经生效的裁判都有执行力,只有具有给付内容的裁判才有执行力;也并不是只有生效的给付判决才有执行力,凡是可以作为执行根据的法律文书都有执行力,例如法院制作的调解书、法院关于先予执行或者财产保全的裁定书、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书等。[lxxx]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6条[lxxxi]的规定,申请执行和移送执行是引起执行开始的两种途径。至于哪些案件需要移送执行,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审判实践中,执行程序一般由当事人提出申请开始,凡审判人员没有移送执行的案件,就意味着执行开始需要当事人申请。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追索国家财产案件的判决,追索赡养费、抚育费、抚养费案件的判决,法院可以不经当事人申请而直接移送执行,移送执行是法院的职权行为。

  (二)民事公益诉讼中执行力的适用

  《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第32条[lxxxii]明确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裁判(包括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生效后,只要需要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一律由法院依职权移送执行,无需当事人申请执行,主要是基于环境公共利益不可处分性的考虑,体现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职权性的特点。[lxxxiii]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代表的是社会公共利益,对于其处分权应当限制在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范围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的执行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能否得到及时维护,生态环境能否及时修复,因此应当不待原告申请,由法院依职权启动强制执行程序。至于移送执行的具体程序,不具有特殊性,适用民事执行的一般规定。

  《消费公益诉讼解释》第13条规定的请求权类型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请求权和赔礼道歉请求权以及确认不公平格式条款无效请求权,鉴于争议大、法律依据不足、操作难度大等原因,未规定公益性的不法收益收缴请求权、公益性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和私益性的消费者损害赔偿请求权。[lxxxiv]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只能提起不作为之诉和确认无效之诉,不能提起损害赔偿之诉,法院生效裁判中只能作出禁止经营者继续实施不法经营行为、赔礼道歉和确认合同条款无效的判断,而生效裁判的执行力只适用于具有给付内容的裁判,因此,在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似乎不涉及执行力问题。

  但是,细致分析《消费公益诉讼解释》第14条[lxxxv]的规定和“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排除妨碍”责任方式的具体内容及其特点,也涉及到生效裁判文书的执行问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权责任法》、《食品安全法》、《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等均将召回规定为经营者的义务。在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在经营者未履行召回义务时,法院能否判令召回?召回义务体现为“停止销售、警示、召回、无害化处理、销毁、停止生产或者服务”,它们是经营者对自身产品存在缺陷时,采取的预防及避免损失扩大的自力救济方式,也是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方式。而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对于经营者的产品及提供服务存在的缺陷,经营者承担的民事责任方式是“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排除妨碍”。法院需要认定“停止销售、警示、召回、无害化处理、销毁、停止生产或者服务”是否符合“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排除妨碍”等责任承担方式的特征。即使在判项中统一使用“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排除妨碍”等用语,也应该在判决书主文中写明“停止销售、停止生产或服务”等具体内容。如果经营者不主动履行,会给法院的执行带来困难,但行政机关可以采取的行政措施比较多样、灵活,若双管齐下,由行政机关采取行政处罚的方式,对消费者保护的效果更为明显。为解决司法权与行政权的衔接,便于行政机关了解经营者的违法行为,及时作出处罚,在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裁判文书生效后,书面告知有关行政机关,供其作为有针对性地加强市场监管的重要信息来源,也能协助生效裁判文书的执行。[lxxxvi]

  On the Judical Effect of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KE Yang-you

  Abstract: The judical effect of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s a crucial and difficult issue in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the operation of judicial practice.There are commonal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judical effect of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nd the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 order to build on the system of the judical effect of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we shall focus on the extension of res judicata,double jeopardy prohibition,the pre-determined effect of issue,the executive force of the judgment.The subjective scope of res judicata expands to some department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which have the right to prosecute.It also tend to expend to the prosecutors unidirectionally in the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As for the objective scope, It expands to not only the matter of judgement in the sentence but reasons of judgment partly and the time scope.Prosecution after producing judical effect will become a repeated suit,wich apply to the theory of Non Bis In Idem.The adjudged facts has pre-determined force to the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enforcement power.Prestation decision has the executive force of the judgment.

  Keywords: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judical effect; the extension of res judicata; double jeopardy prohibition; the pre-determined effect of issue; the executive force

  (责任编辑:张 榕)

  [i] 一是江伟教授主持的建议稿第66条规定:“就同一侵害行为已经提起公益诉讼的,或者在受害人已经提起停止侵害的诉讼时,禁止提起公益诉讼。利害关系人以书面形式明确向人民法院表示不同意起诉人代表自己利益提起公益诉讼的,除要求停止侵权行为的公益诉讼外,公益诉讼的裁判对其不发生效力。” 参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典专家修改建议稿及立法理由》,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77页。二是张卫平教授主持的建议稿第44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公益诉讼的裁判适用于本案的当事人以及与原告具有相同利益的其他人。”参见张卫平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及释义”,载张卫平主编:《民事程序法研究》(第七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19页。

  [ii] 杨荣馨教授主持的建议稿第294条规定:“经言词辩论而形成的生效裁判主文确定的事项,当事人之间不得再行争议,人民法院也不得受理该争议。经言词辩论形成的生效裁判理由确定的事项,除有明显证据足以推翻外,对与本案相关联的事项具有预决效力。”第295条规定:“经言词辩论而形成的生效裁判的效力仅及于裁判文书指明的当事人,并扩张至下列之人:口头辩论终结后继承或者承受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人;为当事人利益而持有标的物的人;为他人利益而成为当事人的该他人。”参见杨荣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专家建议稿)立法理由与立法意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5~166页、第209~210页。

  [iii]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291条规定:“公益诉讼案件的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其他依法具有原告资格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就同一侵权行为另行提起公益诉讼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iv] 《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10号,以下简称《消费公益诉讼解释》)第15条规定:“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其他依法具有原告资格的机关或者社会组织就同一侵权行为另行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v] 《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以下简称《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第28条规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裁判生效后,有权提起诉讼的其他机关和社会组织就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另行起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1)前案原告的起诉被裁定驳回的;(2)前案原告申请撤诉被裁定准许的,但本解释第26条规定的情形除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裁判生效后,有证据证明存在前案审理时未发现的损害,有权提起诉讼的机关和社会组织另行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26条规定:“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而使原告诉讼请求全部实现,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vi] 《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第30条规定:“已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因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提起诉讼的原告、被告均无须举证证明,但原告对该事实有异议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就被告是否存在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被告承担责任的大小等所作的认定,因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提起诉讼的原告主张适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被告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被告主张直接适用对其有利的认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被告仍应举证证明。”

  [vii] 《消费公益诉讼解释》第16条规定:“已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因同一侵权行为受到损害的消费者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提起的诉讼,原告、被告均无需举证证明,但当事人对该事实有异议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认定经营者存在不法行为,因同一侵权行为受到损害的消费者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提起的诉讼,原告主张适用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但被告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被告主张直接适用对其有利认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被告仍应承担相应举证证明责任。”

  [viii]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6页。

  [ix] 江伟、肖建国主编:《民事诉讼法》(第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9页。

  [x] 参见邵明:《现代民事诉讼基础理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页。

  [xi] 参见柯阳友:《既判力理论与再审制度的冲突与平衡》,载《法律适用》2006年第7期。

  [xii] [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88页。

  [xiii] [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86页。

  [xiv] 宋朝武:《论公益诉讼的十大基本问题》,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xv] 《消费公益诉讼解释》第13条规定:“原告在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经营者利用格式条款或者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原告认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主张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

  [xvi] 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319页。

  [xvii] 《民诉法解释》第291条规定:“公益诉讼案件的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其他依法具有原告资格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就同一侵权行为另行提起公益诉讼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xviii] 《民诉法解释》第287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益诉讼案件后,依法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在开庭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准许参加诉讼的,列为共同原告。”

  [xix] 《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后,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并公告案件受理情况。有权提起诉讼的其他机关和社会组织在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申请参加诉讼,经审查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列为共同原告;逾期申请的,不予准许。”

  [xx] 《消费公益诉讼解释》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后,依法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机关或者社会组织,可以在一审开庭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准许参加诉讼的,列为共同原告;逾期申请的,不予准许。”

  [xxi] 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380页。

  [xxii] 参见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281页。

  [xxiii] 《消费公益诉讼解释》第15条规定:“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其他依法具有原告资格的机关或者社会组织就同一侵权行为另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xxiv] 《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第28条第2款作了类似的规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裁判生效后,有证据证明存在前案审理时未发现的损害,有权提起诉讼的机关和社会组织另行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xxv] 张卫平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要点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50页。

  [xxvi] 关联公益诉讼是指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既判力仅约束诉讼标的相同的其他公益诉讼案件,即其他适格主体针对同一侵权行为另行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

  [xxvii] 《民诉法解释》第289条规定:“对公益诉讼案件,当事人可以和解,人民法院可以调解。当事人达成和解或者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将和解或者调解协议进行公告。公告期间不得少于三十日。公告期满后,人民法院经审查,和解或者调解协议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出具调解书;和解或者调解协议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予出具调解书,继续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依法作出裁判。”

  [xxviii] 《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第25条规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将协议内容公告,公告期间不少于三十日。公告期满后,人民法院审查认为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的内容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出具调解书。当事人以达成和解协议为由申请撤诉的,不予准许。调解书应当写明诉讼请求、案件的基本事实和协议内容,并应当公开。”

  [xxix] 参见廖永安、胡军辉:《论法院调解的既判力》,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xxx]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411页。

  [xxxi] 《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第30条第2款规定:“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就被告是否存在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被告承担责任的大小等所作的认定,因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提起诉讼的原告主张适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被告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被告主张直接适用对其有利的认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被告仍应举证证明。”

  [xxxii] 《消费公益诉讼解释》第16条第2款对此作了规定,“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认定经营者存在不法行为,因同一侵权行为受到损害的消费者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提起的诉讼,原告主张适用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但被告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被告主张直接适用对其有利认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被告仍应承担相应举证证明责任。”

  [xxxiii] 参见白彦、杨兵:《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经济分析 基于理性的视角》,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xxxiv] 参见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773页。

  [xxxv] 罗书臻:《积极稳妥推进消费民事公益诉讼 构建和谐公平诚信消费市场秩序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答记者问》,载《人民法院报》2016年4月26日第4版。

  [xxxvi] 张卫平:《民事诉讼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0页。

  [xxxvii] [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92页。

  [xxxviii] 柯阳友:《民事诉讼中的争点效理论初探》,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xxxix] 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413页。

  [xl] 参见陶建国:《消费者公益诉讼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0页。

  [xli] 参见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319~320页。

  [xlii] 参见张卫平:《民事诉讼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4页;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414页。

  [xliii] 参见柯阳友、孔春潮:《论民事诉讼中的攻击防御方法》,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xliv]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386~388页。

  [xlv]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388页。

  [xlvi] 《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第28条第2款规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裁判生效后,有证据证明存在前案审理时未发现的损害,有权提起诉讼的机关和社会组织另行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xlvii] 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311页。

  [xlviii] 参见张卫平:《重复诉讼规制研究:兼论“一事不再理”》,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2期。

  [xlix] 《民事诉讼法》第124条第5项规定:“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

  [l] 一是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典专家修改建议稿及立法理由》,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页,该建议稿第188条规定:“当事人提起诉讼后不得就同一诉讼标的再行提起诉讼。请求权竞合的案件,当事人全部胜诉或者部分胜诉的,不得根据其他请求权另行提起诉讼。” 二是杨荣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专家建议稿)立法理由与立法意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7页,该建议稿第244条规定:“当事人不得就已起诉案件再次起诉。”三是张卫平主编:《民事程序法研究(第七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及释义》,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3页,此建议稿第265条规定:“对同一诉讼标的,当事人在法院受理以后不得再次起诉。”

  [li] 柯阳友:《也论民事诉讼中的禁止重复起诉》,载《法学评论》2013年第5期。

  [lii] 参见柯阳友:《起诉权研究 以解决“起诉难”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liii] 《民诉法解释》第247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1)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2)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3)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

  [liv] 杜万华、胡云腾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逐条适用解析》,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417页。

  [lv] 张卫平:《重复诉讼规制研究:兼论“一事不再理”》,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2期。

  [lvi] 《民诉法解释》第248条规定:“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lvii] 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637页。

  [lviii] 《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民诉法解释》第36条进一步细化为:“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先立案的人民法院不得将案件移送给另一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在立案前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先立案的,不得重复立案;立案后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先立案的,裁定将案件移送给先立案的人民法院。”

  [lix] 《民诉法解释》第247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lx] 《民事诉讼法》第124条第(5)项规定:“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

  [lxi] 《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第6条第3款规定:“同一原告或者不同原告对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分别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必要时由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lxii] 《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第10条第2款规定:“有权提起诉讼的其他机关和社会组织在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申请参加诉讼,经审查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列为共同原告;逾期申请的,不予准许。”

  [lxiii] 《消费公益诉讼解释》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后,依法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机关或者社会组织,可以在一审开庭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准许参加诉讼的,列为共同原告;逾期申请的,不予准许。”

  [lxiv]《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第28条规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裁判生效后,有权提起诉讼的其他机关和社会组织就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另行起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1)前案原告的起诉被裁定驳回的;(2)前案原告申请撤诉被裁定准许的,但本解释第26条规定的情形除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裁判生效后,有证据证明存在前案审理时未发现的损害,有权提起诉讼的机关和社会组织另行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26条规定:“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而使原告诉讼请求全部实现,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lxv] 《消费公益诉讼解释》第15条规定:“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其他依法具有原告资格的机关或者社会组织就同一侵权行为另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lxvi] 参见江伟、常廷彬:《论已确认事实的预决力》,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3期。

  [lxvii] 《民事诉讼法》第69条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

  [lxviii] 参见梁书文主编:《民事诉讼法适用意见新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页。

  [lxix] 参见杜万华、胡云腾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逐条适用解析》,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51页。

  [lxx] 《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第30条第1款规定:“已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因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提起诉讼的原告、被告均无须举证证明,但原告对该事实有异议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lxxi] 《消费公益诉讼解释》第16条第1款规定:“已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因同一侵权行为受到损害的消费者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提起的诉讼,原告、被告均无需举证证明,但当事人对该事实有异议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lxxii] 参见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312页。

  [lxxiii] 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414页。

  [lxxiv] 参见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313页。

  [lxxv] 《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第30条第2款规定:“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就被告是否存在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被告承担责任的大小等所作的认定,因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提起诉讼的原告主张适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被告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被告主张直接适用对其有利的认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被告仍应举证证明。”

  [lxxvi] 《消费公益诉讼解释》第16条第2款规定:“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认定经营者存在不法行为,因同一侵权行为受到损害的消费者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提起的诉讼,原告主张适用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但被告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被告主张直接适用对其有利认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被告仍应承担相应举证证明责任。”

  [lxxvii] 参见邵明:《诉讼中的免证事实》,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lxxviii] 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407页。

  [lxxix] 参见[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08~510页。

  [lxxx] 参见张卫平:《民事诉讼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3页。

  [lxxxi] 《民事诉讼法》第236条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调解书和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lxxxii] 《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第32条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裁判,需要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应当移送执行。”

  [lxxxiii] 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428页。

  [lxxxiv] 参见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249页。

  [lxxxv] 《消费公益诉讼解释》第14条规定:“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裁判生效后,人民法院应当在十日内告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并可发出司法建议。”

  [lxxxvi] 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265~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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