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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湖州中院关于推进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调研报告

来源:《人民法院报》2017年2月16日 作者:闵海峰 孙国华 王静远 日期:2017年05月11日

浙江湖州中院关于推进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调研报告

图一:湖州法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具体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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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审判过程中一般采取哪种方法作为采信的依据


    核心提示:2016年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尊重诉权、强调证据、规范侦查、依法裁判等多方面为刑事诉讼提供了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纲领原则,为基层法院提升刑事审判质量、保障公平正义提供了重要指导。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课题组,就如何更好地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展开调研。

    一、刑事审判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现状

    1.刑事司法理念改革渐入人心

    广大刑事法官更新树立我国宪法和法律确立的罪刑法定、控辩平等、人权保障等现代司法理念,深刻认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刑事审判应该用更加民主、公正的程序对审前阶段所取得的成果作出独立审查和自己判断,从而有效防止审前程序权力的滥用,防止冤假错案发生,真正发挥刑事审判程序应有的制约把关作用。

    2.探索庭审改革举措各具特色

    积极进行案件繁简分流,解决关键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存在的现实问题;对被告人不认罪和翻供的案件作为庭审实质化的重点。在措施上多以被告人当庭供述和证人出庭作证为主,分别占34.6%和26.9%;还有一部分采取受害人当庭陈述,侦查人员出庭以及现场勘验及抓捕人员出庭作证。(见图一)

    3.“笔录中心主义”成惯性思维

    在审理裁判上,虽然半数以上的法官转变为以“庭审情况为主,案卷笔录为辅”作为采信依据,但仍有四分之一的法官裁判以“案卷笔录为主,庭审情况为辅”,习惯依赖翻看案卷“先入为主、先定后审”的惯性思维。而仅有9.5%的法官坚持将“证人当庭所说证言、被害人当庭所做陈述”作为采信证据。(见图二)

    二、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现实困境

    1.直接言辞原则落实弱化

    以往刑事审判“侦查中心主义”主要体现在法院审判对案卷笔录的依赖,庭审调查大多采取宣读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的形式,证人和侦查人员不出庭,使得侦查阶段的案卷笔录往往在没有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的情况下成为采信依据,对审判结果具有很大的影响,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导致举证质证环节过于简单,缺乏直接言词证据。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回归“全部案卷移送主义”,同时强化了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建立了警察出庭作证和专家辅助人制度,但是均没有做出详细的规定。同时,仍允许宣读使用未到庭证言等规定,导致证人和侦查人员出庭制度难以真正落实,法庭调查仍然存在弱化现象。

    2.非法证据排除作用虚化

    现阶段,侦查工作仍然较明显地体现出“抓人破案、口供至上”的特点,而非“证据定案”;侦查阶段往往没有辩护律师的介入,即使侦查机关存在一些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也难以及时得到纠正,而且一旦被告人在庭前做出过认罪的供述,即使此后多次翻供,该有罪供述仍会被作为证据提交,加之我国控方处于强势地位而辩方相对弱势,辩方往往难以对被指控的证据提出有力的反驳。因此在实践中,并不能保证侦查和检察机关提供的案卷笔录证据均具有合法性。公诉机关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也没有足够的重视,且法院审理中存在一定的“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相混同的现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有待完善。

    3.辩护律师功能发挥淡化

    法官在庭前往往已经阅读检方移送的案卷,对检方观点多少“先入为见”;而对于律师的辩护意见,则是在庭审上第一次听到,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同时,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初次讯问中的认罪率普遍较高,达87.9%,被告人在没有辩护律师帮助的情况下接受侦查机关的首次讯问,其包括沉默权在内的基本合法权益难以保障,也不能排除存在个别情况下变相刑讯逼供的可能。另外,由于法律援助报酬较低、收集证据困难、律师个人职业道德与素养,以及来自侦查、检察机关的压力等原因,辩护律师往往难以在诉讼中充分地发挥作用。

    4.公检法职能定位固化

    长期以来,由于过度强调打击犯罪,侦查制约公诉,公诉制约审判,于是公诉配合侦查,法院配合公诉,刑事审判形成公检法“流水线”作业流程的固定模式。检察院不仅是公诉机关,而且是诉讼的监督机关,法院在庭审中即使发现了疑点,往往难以坚持疑罪从无,一般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公检法相互既配合又制约的职能未能得到较好保证,使得侦查成为整个刑事诉讼的中心,造成诉讼制度在防范和阻隔错案上的力不从心。另外,上级法院发现案件存在疑点,也经常选择发回原审法院重审,而不是直接宣判无罪。这样的风险转移,加剧了下级法院为了规避风险而采取疑罪从轻的态度。

    三、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的建议

    1.坚持推进庭审实质化

    落实直接言辞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在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提出,“在庭审中要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做到事实调查在法庭、证据展示在法庭、控诉辩护在法庭、裁判说理在法庭,真正通过庭审来查明案件事实”。法官应从“书面审查”转为“亲历性”审查,诉讼参与人应到庭参与诉讼,裁判者必须是直接接触并审查证据的主体,且法庭审理活动必须以言词形式进行,非以言词形式提出和接受审查的言词证据不产生证据法上作为裁判依据的效果,真正实现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充分发挥举证、质证、认证各个诉讼环节的作用。应完善证据规则。通过立法扩大证人出庭范围,对出庭证人提供充分保护,防止打击报复,消除证人后顾之忧,同时建立对无故拒绝出庭的证人的惩戒制度。明确直接言辞原则,从立法层面限制对书面证据的采信,对公诉机关以书面形式提供的被告人陈述、证人证言、鉴定结论或被害人陈述,必须以上述人员的当庭陈述作为定案的直接依据,否则应当予以排除。以证据提交代替案卷移送,由检察机关整理证据,以整理形成的证据锁链支持其公诉意见,经过庭审中的举证质证方可作为定案依据。充分发挥庭前会议的作用。在重大疑难案件中,通过组织召开庭前会议,解决关于管辖、回避、申请证人出庭、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等程序性问题,防止辩方因辩护策略需要临时提出此类意见,拖延审判进程,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通过控辩双方证据开示,明确争议焦点,便于在庭审中对争议焦点集中力量辩论,增强庭审的针对性,提高庭审质量,还有助于实现案件繁简分流,扩大简易程序和轻罪速裁程序的使用范围,进一步节约紧张的司法资源。

    2.完善公检法配合制约机制

    严明公检法职责定位。切实遵照落实《意见》对于公检法之间“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职能定位的纲领性申明,及时适应诉讼模式转型的新常态。建立“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法官对审理的案件承担质量责任,自办案之日起一直延续终身,绝不能以“时代的局限”等开脱责任。只有让办案人员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由此产生的倒逼效应会促使公检法之间不断加强制约力,不会出现搞无原则迁就的“一家亲”,从而牺牲被告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记录、通报制度。通过严格、严密的制度规范,把权力部门和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的所有事实和痕迹记录下来,为司法人员办案中坚持独立行使权力,依法抵制各种干预干扰行为,提供有力法律武器。发挥党委政法委组织协调优势。加强公检法司常态化的协调沟通,推动侦查、检察、审判、辩护等主体之间形成分工负责、配合制约的权责关系,构成由控辩审共同构成的等腰三角图景,更好地实现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目的。

    3.规范律师刑事辩护制度

    辩护律师应忠实于律师执业道德,忠实于委托人利益,理性并且有效地展开辩护,在诉讼中与控方进行平等对话,使其辩护意见成为监督侦查起诉机关程序公正、保障被告人不受非法侵害的力量,从而促进法院公正、独立、居中地审判。为使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充分发挥其作用,山东、河南和贵州三个省的律师协会,就死刑案件的辩护问题相继发布了指导意见,就律师在无罪辩护、量刑辩护、程序辩护中的辩护思路,律师会见嫌疑人、被告人,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第一审和第二审程序中的辩护等,确立了基本的辩护流程和标准,值得借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也通过《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对律师在各个阶段的辩护工作确立了一些规范。近年来,律师协会已经在规范律师辩护方面做了积极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效果。另外,可以借鉴美国的无效辩护制度,对于律师不尽职、不尽责并造成一定消极后果的辩护活动,上级法院可以将其宣告为无效辩护,并可以据此作出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裁决。这样,律师的无效辩护就与下级法院的程序错误一起,成为上级法院宣告下级法院的裁判无效的依据。创新援助渠道,法律援助机构应在看守所、人民法院派驻值班律师,不仅是对法律援助制度的极大丰富,更有助于辩护权在审前阶段获得较为充分的发声渠道,以矫正控辩失衡,把律师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课题组成员:闵海峰 孙国华 王静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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